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隆重举行，一张珍贵的照片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照片中一位银髯飘逸的老者站在毛主席左后方，他身材清瘦，优柔儒雅而凛然威严。
为什么这位老者地位如此重要，站在主席的身边？他是谁？
他就是原民盟中央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被赞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
这位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老者，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法治的新中国奋斗了一生。
寻求救国真理 勇做“宪政斗士”
自1840年中国被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后，数十年间，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侵略的触角由沿海边陲，伸延到中国内地的每一个角落，昔日的天朝大国，一次一次遭受赔款割地的耻辱，中国人民一步步坠入灾难的深渊。
沈钧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和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华夏儿女一样，被这种奇耻大辱所笼罩。他大量阅读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维新变法的文章，并深受影响。恰此时，清政府迫于内外局势的压力，被迫推行改良措施－－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酝酿实行君主立宪制、送大量留学生出国，以缓和人民的不满、消弭日益增长的统治危机。“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臻于强盛？”沈钧儒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答案，于是已中进士的他毅然放弃了京官之职，远渡重洋留学日本，去找寻救国图强之策。
沈钧儒进入了东京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法律。两年的苦读，沈钧儒于1908年4月顺利毕业回国，到法部任主事。回国后的沈钧儒大力推进国内立宪运动，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多次上书清廷吁求立宪，接连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一次次的失败，终于使沈钧儒认清了清政府假借立宪之名，行专政之实的本质。
随着全国“保路风潮”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沈钧儒和其他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转而支持革命一方。1912年5月，沈钧儒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彻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与清政府决裂。然而沈钧儒“求民主、行宪政”的理想仍未放弃，他说：“从民元（民国元年）前我就参加了宪政运动，直到现在，宪政一天不完成，我就还是宪政运动的积极分子。”
辛亥革命后，沈钧儒先后参加中国民国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党、民宪党，试图以“政党政治”维护民主共和，从“讨袁护国”到“南下护法”，从反对南北军阀混战到倡导苏浙皖三省自治，沈钧儒为自己的理想而苦苦奋斗，即使几遭杀身之祸，他也丝毫没有动摇。
用法律救亡图存
沈钧儒在留学期间攻读的是法政专业，但他归国后因从事政治活动，一直没有机会做律师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面对突变的局势，沈钧儒没有绝望，他仍坚信“人民民主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了，只希望革命能够早日成功”。经过几番思量，沈钧儒决定暂时离开现实政治，从事法学教育和律师工作，为国家培养一批宪政和法治人才，为人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
此时的沈钧儒来到了上海法学院任教务长，他秉承前副校长潘大道的办学方针，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讨论自由。沈钧儒认为，广泛罗致各种人才到校任教是民主办学、学术讨论自由的硬件。在聘任教员方面，他坚持用人惟才，不拘一格。因此，即使当时正值反共高潮，进步教授李剑华、潘震亚依然可以站在上海法学院的讲台上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暴政。沈钧儒还积极支持学生自由组织团体，举办各种活动，他对学生说：“法律上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学生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如果只是埋头读书，不研究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培养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呢？学生要有盱衡斗室之内，视画天地之间的气概。”
沈钧儒忠于职守，对教务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为全校师生所称道。“沈教务长任职以来，朝斯夕斯，勤劳无间，一意以学校之事为事，学生之心为心。”正是在沈钧儒不懈地努力下，上海法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沙千里、林亨元……都是沈钧儒的学生。后来，上海法学院为了纪念沈钧儒辛苦创建学院的艰辛，特将学院教学楼命名为“钧儒楼”。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局的急剧变化，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赤诚火热的心，他说：“‘九一八’事变，我国国家的人格可以说是完全扫地为尽，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其痛苦等于亡国。”沉重的国难敲响了民族危机的警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沈钧儒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然而，蒋介石却在这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众多革命者和爱国者被以“危害民国罪”关进监牢或遭杀戮，沈钧儒彻底愤怒了。他开始以律师身份，竭力为被迫害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提供法律辩护，进行营救，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从爱国学生到进步人士，从中共要人到国际友人，沈钧儒都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积极营救，主持公理和正义。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肆意践踏民主，蹂躏人权，非法拘禁和杀戮抗日爱国志士，同时为了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平反冤案，保护人才不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沈钧儒积极倡导了冤狱赔偿运动。
沈钧儒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沈钧儒以一己之力起草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
“七君子”的“家长”
1935年5月，日本为侵占整个华北，蓄意制造“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当局认可了后来日本所指称的“何梅协定”，并签订了《秦土协定》，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接着，日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中华民族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关注时局的发展，探求挽救国家危亡的办法。同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了上海。当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一起讨论时局，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对策。
“八一宣言”的到来给沈钧儒以新的启迪和动力，他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更加高昂。1935年12月，沈钧儒领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次年5月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由于沈钩儒长期从事救国工作，再加上他又是经验丰富、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长者，很自然地成为救国运动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救国会作为30年代中期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的先锋，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领导救国运动的实践中，沈钧儒逐渐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这时的沈钧儒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摆脱了对政治主张的长期彷徨摸索，开始向共产主义靠拢。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始终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信不移。
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洞识国情”的沈钧儒，自然不被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政府所接纳。1936年11月23日凌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7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人中以年纪而论，沈钧儒居长，且年高德劭，被称为七君子“家长”。1937年6月11日，救国会七领袖被当局审问，法庭上沈钧儒从容坚定，大义凛然。
审判长问他：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有何依据？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虽身陷囹圄，仍铁骨铮铮，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同国民党当局对峙。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正是这样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大力营救之下，国民党政府于7月31日宣布释放沈钧儒等7人。出狱后，在社会各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上，沈钧儒说：“国难严重，心里非常悲痛。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出狱与不出狱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无论在风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年代，或是在艰难困苦的解放战争中，沈钧儒始终不渝地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
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全国人民处于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毅然发动了内战。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和各界爱国人士为反对内战而积极奔走。
由于沈钧儒积极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愤怒批驳国民党制定颁布的违反法律、滥捕滥杀、蹂躏人权的法令，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把他列为特务重点监视对象之一，对其行动严密监控，企图迫害。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国民党将民盟作为首要打击对象，并强行解散民盟。民盟解散后，沈钧儒说：“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不能公开搞，我们只有去香港。！”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开幕。沈钧儒与云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开展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大量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章伯钧等冒着风险、乔装打扮，从香港进入解放区。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沈钧儒代表中国民盟发表重要讲话。
1949年10月1日，沈钧儒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此时的沈钧儒已是70岁的老人了，然而，他却感到自己像青年人一样充满活力，他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入民多做工作。
解放初期，沈钧儒对于建立人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卓越贡献。1954 年沈钧儒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当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他非常高兴：“宪法，真正人民的宪法，决不是容易得来。”“我从前清以来，就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
1963年6月11日凌晨，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出席追悼会，董必武在致悼词中指出：“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到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沈钧儒一生的轨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世永远珍藏。（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