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一个冬夜，湖南醴陵的黄猫岭下寒冷而寂静。一户清贫的农家燃起了油灯，灯光映亮一对母子的面庞。
“真是舍不得你走。”母亲念叨着，“猛然间一下子走了，心里很不好受。”说话时，母亲的手上一直忙碌，她正在为要出远门的儿子赶制棉衣。
“可你的前程要紧啊！你在外面学习要专心，做事要尽力，不要惦记这个家。”儿子坐在母亲身旁，看着那一针一线的穿行，心中五味杂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却禁不住热泪盈眶，只说着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望母亲。
这个年轻人叫左权，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去年秋天，他考上了醴陵中学，在学校遇到儿时好友宋时轮。宋时轮向左权介绍了《新青年》、《向导》等读物，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让从小立志救国的左权兴奋不已。转眼一年多过去，同学间传说孙中山大元帅府主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堂正在醴陵招生。左权已经和同学一起报名并被录取，不日即将奔赴广州。
此时的左权满心期待到外界闯荡一番，学知识，长见识，救国救民。可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参与指挥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会担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还会参与敌后反“扫荡”乃至“百团大战”的核心策划。当然，他更想象不到，就此别过母亲，自己就几乎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最进步、最淳朴、最本色”的学生
1924年3月，左权踏上了广州的土地。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英雄城市，黄花岗起义唤醒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孙中山又在此创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使这里成为早年全国革命的中枢。而刚一到达这个实现理想的圣地，左权就投入到了忘我的学习中。
当时的陆军讲武堂共有学生400余人，分为4个队，左权属于第一区队。区队长林柏森很赏识左权，每当教授动作时，常常要他示范演习。这样的重视让左权在学习上越来越勤奋。
1924年11月，孙中山下令讲武学堂归并黄埔学校，左权就此成为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被编在学生六队，与陈赓、徐向前、许继慎等人成为了同学。1925年，20岁的左权由于表现优秀，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同学邓小平、傅钟、朱瑞、李卓然等。一年多后，他又进入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一步训练战术技巧，学习战略理论，并与刘伯承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学和好友。
在黄埔的左权本已十分勤奋，到了苏联，他就更加专心致志、刻苦努力了。不论是课堂作业还是野外训练、演习，左权都完成得一丝不苟。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期刊、资料，自学研究，把心得体会和不甚了解的问题写成笔记，主动向教员请教。
左权的学习精神和学业成绩受到了师生的称许。1942年，刘伯承、邓小平在《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中写道：“左权同志在苏联中山大学与小平同学，毕业后在陆军大学与伯承同学，在中大、陆大时期，他就表现为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淳朴、最本色的同学之一。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是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求。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刘伯承还回忆说：“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
后来，左权和刘伯承志趣相投，彼此相互学习、尊重，还共同翻译了一些苏军的军事著作，如《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后被红军作为基本教材。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还曾专门发布命令，要求全军认真学习研究。
正是由于这样的学习经历，左权可以称得上是当年八路军当中学历最高的将领之一。毛泽东曾形象地说：“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呢！”朱德也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周恩来更认为他：“又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左权的勤学苦练，也为日后他能够担起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巧析敌我态势 一役终止内战
1936年2月，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回国已6年的左权接替他担任了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甘肃会宁。蒋介石闻悉惊恐万状，欲一举歼灭红军，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立功心切，穷追红军不放。
左权和胡宗南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师长丁德龙、李铁军都是黄埔一期同学，跟丁德龙还是湖南同乡、湘军讲武堂同学和黄埔一期六队同学。
左权以黄埔军校同期同学的名义，给他们三人都写了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与红军携手抵抗日寇的侵略。并表示红军的退避三舍不是不能战，而是给他们以自省时间。如再苦苦相逼，红军只有奋起自卫一途，到那时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可惜左权的这三个同学都铁心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效命。左权仔细权衡了敌我态势，分析说：“打正规战、阵地战，敌人有优势火力，大炮、机枪、轰炸机，我们吃不消，攻坚也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这位老乡、同学，已经把他的优势摆在那儿给我看了，红军擅长奔袭、夜战。这次给他见识见识红军的夜战本领。黑夜里打仗，他的大炮、机枪、轰炸机都成瞎子，有劲儿没处使，只要我们行动隐蔽、迅速，等他们发现我们时，一切都晚了。单兵独立作战、近战夜战，敌人不行，我们可以趁夜取胜，趁乱取胜。”
果然不出所料。1936年11月21日，左权分析的这场夜战打响，到第二天清晨，敌人的主要阵地已全被红军占领。
天亮以后，敌人的飞机来到战地上空，只见得一团团燃烧的烟雾和同伴们狼藉的尸体，红军大队早已凯旋了。
经过这一仗，狂傲一时的丁德龙败在了左权、陈赓等老乡、同学的手下，又羞又悔，从此不再问兵，自觉希望尽失，潜心学佛去了。而经此一役，红军声威大震，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决心，成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百团大战 反攻破“囚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自此开始，国共联手一致抗日。
1940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华北又有了新动作。他们挖深沟、筑高垒，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把华北扩大地区分隔成无数小块，便于“分区扫荡”，使我军在狭小地区无法大规模机动。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式，左权提出：“我们必须在各个地域，猛烈地开展交通战，击破敌寇这一毒辣的囚笼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敌人弱点，争取我在战略战术上的一切优势，才能粉碎敌人由点扩张为面的占领企图，才能战胜敌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攻。因此，交通战成了目前华北战局中，敌我战略上重要的一部分。”
左权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周密思考后，逐步形成了以正太铁路破袭战为重点的百团大战构思。朱德、彭德怀也在进行这一战役的构思。随后，刘伯承、邓小平也参与了意见，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只有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地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日军活动才能有所收敛。
全身心投入战役准备中的左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领导完成了地形和敌情的侦查、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以及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备等各项工作。
从1940年8月20日起，百团大战轰然打响，历时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俘获日军、伪军4万多人，攻克敌伪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及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使华北日军的交通一度陷于瘫痪，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大本营惊呼：所谓“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休养方能恢复”。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显示了我军的威力，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反攻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左权在此战役中协助彭德怀，担任了重要的指挥角色。
将星陨落十字岭 挽歌回荡70年
1942年5月，日军经过周密部署，集结大量兵力对八路军形成合击圈。5月19日，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转出外线，只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和北方局党校还在敌人的合击圈内。
这时，整个后方机关的兵力很少，除了几个警卫连、排、班和一个保卫连，其余都是非武装人员。然而日军却有3万人马，披坚执锐，大有太行压顶之势。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杨秀峰等各部连日开会研究，决定在敌后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
5月23日，各部门奉命出发。25日，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大队人马形成“铁环合围”，情况十分危急。
左权立刻要求身为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先行转移。“你的安全牵及八路军的荣誉，日军摆的是铁环合围阵，再晚一点突围可就困难了！”彭德怀不肯走，可眼看十字岭已经成了烟山火海，左权严肃命令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你应该知道怎样去保护彭总了，快把他扶上马。”唐万成随即丢一个眼色，警卫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彭德怀扶上马背。彭德怀甚至无法置信，随即左权一挥手：“赶快向西北方向突围，那边有特务团接应！”就此送走了彭德怀。
午后时分，左权在休整清点中发现装有机密资料的文件箱不见了，立刻命警卫员郭树宝去找。随后他又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警卫员要警卫总部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密材料，保护机要人员。”并将这些人分散到了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太阳偏西时，天上地下已成一张火网。左权在阵地上喊着：“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冲啊！”他的指挥使人们在慌乱中很快稳定下来，加快了突围速度。
可是突然，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机警回过头，向大家高喊：“快卧倒！”立刻，第二发炮弹接踵而至，左权不幸中弹，仰面倒了下去。
跟在左权后面突围的党校学员李锡周、穰明德、李克林等奔了过来，只见左权倒在山路旁边，头部、胸部、腿部都中了弹片，已经壮烈牺牲。
此时，左权年仅37岁。
噩耗传来，全军悲恸。朱德总司令诗悼忠魂《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战死于清漳河畔》：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为了表达对左权的永久怀念，1942年9月太行人民将他牺牲的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并谱写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太行将军之歌》，“将星悲陨落，模范千古垂”。
时光流转，这位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已经离开了我们整整70年。70年前，左权的牺牲令山河失色；70年后，青山不老，清漳流长，而将军那如火一般奔涌于中国大地的一生，依然能带给我们无尽的怀想与思念……（中国青年网记者 贾元熙编写）